说起李秀玲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，她，就是上世纪60年代末，为了响应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号召，加入了浩浩荡荡的“上山下乡”的队伍，来到了偏远的山区——紫云自治县水塘区宗地公社宗地大队插队落户，而今她已退休，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宗地人。在她家宽敞的客厅里，她和老伴何开智向我们叙说她当年一段知青的往事：
李秀玲是67届初中毕业生，她窈窕的身材，五官端正，肤色微黑，用上海方言说她属于“黑里俏”的那种人。她5岁时母亲去世，13岁时父亲病故，在上海读初中她就靠社会救济维持生活。听说贵州风景优美，气候宜人，毅然报了名。来到水塘区宗地公社宗地大队后，她情绪稳定，既没有大多数知青都有的那么多的乡愁，也不像大多数知青在独立生活面前的一筹莫展。煮饭、洗衣、买菜、干活她样样干的得心应手，且表现出超众水平，成为其它生产队教育本队知青的楷模。
知青的第一年生活是平静的，其它不讲，就凭每月12元的生活费，在消费水平很低的岁月里，这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了。李秀玲生活得很顺当。第二年，这虽然微薄但尚属固定的收入没有了，其他知青时有“空投”。油、肉、脱干蔬菜，凡能远距离长时间保管的食品，家人不时寄来，10元、20元的生活费也不断。她在上海一无亲二无戚，荷包空了，连买1角5分钱一斤的盐巴也囊中羞涩，活泼的姑娘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。
正在此时，公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一天，高焕庆书记问她们3个女知青：“姑娘们，你们会不会唱歌跳舞啊？” 李秀玲说：“会啊。”就这样，她参加了宣传队。姑娘的变化，引起了同队农村青年何开智的注意。他长的英俊，常面带微笑，且能说会道，待人接物恰到好处，还拉得一手好二胡，在偏僻的宗地，算得上一个文化人了。出于同情，他经常接近她、接济她。人本是有情物，久而久之，她对他的爱护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。长期的孤独生活，寻求伴侣的潜意识，像草儿一旦萌芽便一下子猛长起来，她和她结合了。婚后的日子很艰苦，世俗的偏见，连同乡也不再理睬她，招工招干与她无缘。但她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，怀着身孕，她与他一起走村串寨爆米花，每爆一筒米花2角钱，年复一年，她真正的成了紫云农村化了。1975年9月，当她以知青的身份进入紫云师范读书时，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在她身上已很难看到海派的影子，一口流利的带有宗地口音的紫云话说得标准极了。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大批未安排工作的知青准许返回上海，她一次又一次地向上级反映，作为全县最后一个未安排工作的上海知青，她被安排在集体性质的综合商店工作，孩子跟着农转非。赶场天，她几块木板数十样百货摆起了摊摊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她的货物在一天夜里悉数被盗，后来虽破了案，但损失太大了。
1985年起，她再次向地区、省、中央反映，要求落实知青政策。1987年，在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下，她被重新安排在宗地民族学校工作，步入干部队伍。她的爱人仍是农民，此时开了一个小饭店兼干零星的土杂物贩运，并开办了一个录像场。1988年，在离别上海20周年的日子里，紫云剩下的46名知青团聚一堂，她婚后19年第一次出现在上海人的圈子里。这些当年十七、八岁的小伙、姑娘都已步入中年，不少人已两鬓华发了。
1989年，她大儿子应征入伍，体检、政审样样都合格，就等着换新军装。结果，被当地一个领导的有残疾的儿子替换了。第二年，次子如愿以偿地参了军。身上的担子轻了一些，手中也有了一些钱，她想到了回上海一趟。两口子合计来合计去，还是决定李秀玲一个人先回上海。
1990年，李秀玲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她的新居落成了。不久，她的三子因狂犬病而夭折，热闹一时的录像场关闭了。
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上海发生了巨变，连那些年年回上海的老知青都还觉得这几年上海是一年一个样，何况李秀玲是21年没回过家，与上海没有书信往来。随着火车轮子离上海一步一步地逼近，李秀玲的心也一阵紧似一阵，她高兴，更多的却是担忧，甚至有点儿害怕。如果火车可以倒退，她恨不得返回贵州。——火车终于停靠在上海站，她随着人流，走出这个崭新的车站时，她真正地懵住了，脚不知往哪条路上迈、上哪路公共汽车。她提着行李，用带有紫云宗地口音的上海话打听去十六铺的车。在好心人的指引下，她下了车来到江边渡口，来到了浦东。浦东的变化更是大得惊人，原来的街道、房屋全不在了。她又一次茫然，其实这里离她原住的家仅几分钟的路。她左问右问，用了10多个小时才汗淋淋地来到以前住过的地方，怀着复杂的心情，她推开了住房的门，想问一下叔叔家的住址。可是，她离开上海后街道上把她的房子收回重新安排人住了。现在里面住的是一位又聋又哑的老人，李秀玲连比带划地讲了半天，老人却不知所云，她回到马路上，心中很是焦急。时值盛夏，上海高温，马路上坐满了乘凉的人，她愁云满脸，一头大汗的样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在询问中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妈妈才隐隐约约回忆起21年前李家这个孤儿的样子。于是拉着她询问是否是李文彬的女儿？李秀玲噙着眼泪，不住地点头。不到几分钟，“李家离家21年的女儿回来了”的消息像一阵风，在这个已经变化万千、老住户大多数搬走了的小街上传开了。老人们纷纷来看她，怎么多年一点儿消息都没有，故乡街邻还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了。终于有人看到她风尘仆仆，还有那堆行李，才恍然想起她的一个远房叔叔仍健在，于是好心的老人们带着她七拐八弯，在一条小巷里把她交给了她的叔父。叔叔看着这离家21年不曾有半点儿消息侄女突然出现在眼前，立时惊呆了，他老泪纵横。21年远离家乡，李秀玲有多少辛酸、多少话语、多少泪水，但是此刻在亲人面前，她哽咽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任眼泪哗哗直淌。直至深夜，在上海这一条不为人知道的小巷的一个极为普通的人家，一个上海话不十分流利的口音讲述着很远很远、而又仿佛很近的故事，不时从屋内传来声声唏嘘。
当叔叔婶婶了解了她的家庭后，两个老人按照上海的规定，主动到街道里帮助她办理迁移一个年满16周岁的孩子回沪的手续。街道同情她的遭遇，马上给她办了证明，她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把证明寄往贵州。不久，孩子的户籍、年龄证明从贵州寄回到上海，此时的李秀玲的心已平静了，她想到了上海的住房，想到了一个从小生活在小山沟里，连县城也仅到过一两次的孩子，文化又不高，突然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生活，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。她有自知之明，放弃了这个机会。几天后，她到宁波小住了二周。
两个星期后，她又回到了上海。这时，她想到了在贵州她的丈夫、孩子、录像场、学校，她的家在贵州，在遥远的宗地，尽管叔叔、婶婶再三挽留，她走意已定。8月27日，她坐上了开往贵州的火车，躁动的心也平静了。火车票是她叔叔买的，临走时婶婶还给了她100块钱，还有满满的一包衣物、食品，两个老人亲自把她送到火车站。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白发苍苍的亲人，李秀玲两眼被泪水迷糊了，火车驶出上海许久，她坐在车上仍一动不动，心里想得很多很多……